随笔600字初中，随笔600字初中生活叙事

作者： 马宇鹏，1964年生，阳城人，省作协会员，晋城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有文学作品集《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父亲的骨伤》《去推一扇窗》等书出版，获各种文学奖项多次，现任《太行文学》编辑部主任。

我的故乡，在县区域的地图上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的小黑点。

我出生那一年，对国家来说，是跨越式的。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中国的大西北戈壁滩上试验成功。

这是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生活勤俭，勒紧裤腰带，创造出的震撼世界的伟大奇迹。

升腾起的蘑菇云，让许多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国家面面相觑。颠覆了他们眼里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偏见和傲慢。中国在全世界扬了名，成了名副其实的拥核国。

过了些天，我就出生了。由于是父母的第三个男孩（老大一岁夭折），父母没了新奇感。现在想，粗陋、窘迫的生活已经把他们的日常练就得老生常谈，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肯定是荣辱不惊的。像碾房院的那一家姓牛的伯伯家一样，他家一口气生下了五个姑娘，不是也同样表现得不卑不亢吗?

人们爱说“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赢”的豪言壮语。家家都是大人口，兄弟姐妹好几个。艰苦环境里，人的生与死，显得不足为奇，稀松平常，最多能引来一丝喜悦或一声叹息罢了。父母紧赶慢赶,没几年功夫，也把我家追成了大人口，又给我带来弟弟和妹妹。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成了普通人的习性。大家似乎都非常相信这是“命”。说‘命里有，终会有，命里没有，莫强求’。

好像我们的来去，冥冥之中老天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寿命有多长，钱该赚多少，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既然相信这样，那就只能默不作声，逆来顺受了。

我的出生地，是比“山庄窝舖”大不了多大的地方。坐在庄上的打谷场，往下一望，小山庄景色就尽收眼底：庄东头是一盘石磨，紧挨着是一盘石碾。庄上人的吃食，从粗到细，都在这里加工。到年关忙碌的时候，一家接一家的排长队，石磨和石碾都得连轴转，吱吱呀呀响个不停。各个院落的名字也很直白：碾房院、坡坡院、里头院、外头院、楼里院、上院、中院、新房院、四合院。环抱着小庄周围的是一层层的小梯田，东洼一片、西洼一片，岭西一片，岭北一片，像勾勒出来的简笔画一样，准确地说是人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多年积累劳作而成。

听人说这个庄早前，也有一个很温和且多少带点诗意的名字：榆树弯。不知到了哪一辈，有一个风水先生路过此地，说他不止一次从老马岭或黑虎崖，东砂腰或西砂腰的向口都审势过，这个庄所在的位置，都在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他要给这个叫榆树弯的村庄改个名，他说，这样的话能给庄的后辈人带来些好的运势。他还说，这庄明显浮在一个猪嘴上，像猪嘴上鼓起的一个疙瘩，就叫猪嘴疙瘩吧。我是懂事后才听说这些的，我不喜欢把人的命运寄托在猪的身上，极不喜欢！所以，我在心里不知道骂了无数遍的风水先生，你算什么玩意儿。

后来，在县区域的地图上，果真就把我们这个庄的地名标注成了猪嘴疙瘩。

我记得年少时，人们问我是哪里人时，我是羞于说出这个大家首肯的地名的，觉得它很丢人。所以，我尽量往大说，我说我是某某县某某公社某某大队第几生产队的，弄的别人云里雾里的。当然也有露馅的时候，冷不丁碰上年长的或者知根知底的人，他会扯着大嗓门的不耐烦：脱了裤子放屁，多余！扯那么远，你不就是猪嘴疙瘩新房院谁谁谁的孩子吗？弄的我了无生趣，无地从容，很没面子的样子。

庄上也没有出过什么大富大贵之人，划成份时，只有一户住瓦房的勉勉强强划了个中农，他家的孩子得到祖传，是个会给牲口看病的兽医，凭着这优势，娶了个漂亮的白白胖胖的媳妇，家境相对殷实。他家院子里，在暖暖的太阳下经常会出现些花花绿绿的人们疑是“绫罗绸缎”的东西，可谓鹤立鸡群。剩下的便是一帮的贫农。家家都是石头房、石板屋、石头茅房、石头牛羊圈，都是平顶，我家赫然在列。

每年到了七八月间下连阴雨的日子，除了瓦房院一家，没有一家的房子不漏雨。这时候，当家人便会披上雨衣，拿上铁楸，提上平时集赞下的坩土，来到房顶，哪处漏，往哪处撒些坩土，再用铁锹轻轻拍一拍，抿一抿，房子马上就不漏了，很管用。

那会儿，我刚有了历史课本，便举一反三想，国家有历史，庄上也应该有历史。我缠着生产队里我认为最有学问的会计问村庄存在的历史，他也说不清。不过他告诉我去数数庄上老坟地最老的坟头，看看埋了几辈人，平均三十岁一辈人的话，就能推算出个大概。我缠着他真正去数了庄上那家郭姓家最老的坟地，推算出庄的历史也就一百五十多年。

在特殊年代里，我们大队有六个生产队组成。除了像手掌心一样的大队部所在地为第一生产的队外，其余的五个生产的队，像人的五根手指头伸出去一样分布着。开会的时候，各个生产队的人就会像蚂蚁一样在手指头上来回穿梭。这时，这个手掌就像成了一个握紧的拳头，有六百多口人的性命纂在里面。

那段时期，也是最鼎盛时，我村庄的代号，叫“第四生产队”，庄上也就二十来户百十口人。

男女社员都叫‘公社社员’，按工分计报酬，男劳力每天十分，女劳力每天八分。这个标准是群众大会评定的。孩子们也是“公社小社员”，闲暇时干一天有五分工，评定是个半劳力。只要一有空，就要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们小小年纪就知道了一年四季，农事循环往复的规律。知道了春天要耕种，夏天要除草，秋天要收割，冬天要积肥。知道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公社社员，要积极劳动。所以，我们全体师生会经常去参加“抢三夏”、“龙口夺食”的小麦收割；“抢三秋”、收谷子、掰玉米的农事会战；两百多号学生娃娃，一场赶一场的，帮完了这个生产队，马上就要辗转到下一个生产队去帮忙，真正体现了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优势。有一首歌令人自豪，就是这样唱我们的：我是公社小社员呀，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其实，喜欢不喜欢你都得乖乖的去做，你首先要填饱肚子，活着。

生产队那时也曾有骡有马，牛羊满山。能在生产队干上放牛、放羊的差事也是十分让人羡慕的事，我曾经也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甩鞭的羊官或者牛官，但希望最后都化为泡影，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原因：缺乏裙带关系，不是生产队干部的“七大姑八大姨”，根本递不上话。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我和庄上的小伙伴们一样，排着队，唱着歌，懵懵懂懂的到大队的所在地的学校里去上学。

我们的学校当时是七年制，是方圆出了名的好学校，周边几个大队的适龄学童，尽管不属于一个公社，但都要翻山越岭带了午饭来我们学校读书。

上学那会儿，上有红卫兵，我们都是红小兵，赶上的运动也特别多：学大寨、学大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对师道尊严、学习黄帅、追悼毛主席、粉碎“四人帮”、批评张铁生，敲锣打鼓去迎接“红五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每天忙的是可以用不可开交和废寝忘食来形容。

到了一九七六年，地动山摇。人们爱说那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唐山大地震，接着，周总理去世了，到八月，朱德委员长去世了，九月里，毛主席也去世了。一个国家，三个当家人相继去世，全国人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都快碎了。真是天苍苍，雨蒙蒙，大地呜咽，江河哭泣，国家临难，人民悲痛不已！

我当时只有十二岁，正在读五年级。九月十日这天，学校本计划让我们去小西坡菜地刨胡萝卜的，同学们排着队走到街面上的供销社门口时，前边的队伍不由自主地都停了下来。原来，供销社潘占高的收音机里正在循环播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在低沉缓慢的哀乐声中，人们知道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已于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了。

柜台里，上了年纪的潘占高正在不紧不慢的吃着他面前的几个不太新鲜的毛挑，除了咀嚼蠕动的嘴巴，能证明着他还是个活物外，真是一脸死灰，面无表情。柜台前，不知不觉中就慢慢挤满了一层又一层鸦雀无声的人，品味着从收音机传送出来的沉重的一言一语，像有万钧之力，穿入胸腔，令人愁肠百结。渐渐地有的女同学开始小声抽泣，后来，感染了所有的人，大家都跟着一起哭。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开始下连阴雨，一场接一场。各生产队群众都在自发的为毛主席搭着建松柏常青的灵堂，所有人的手臂上都戴上了黑色的袖圈，胸前佩戴着小白花，用实际行动深切悼念着毛主席。大家见面都是满脸愁云两行泪，一腔悲苦诉向谁的表情。都在担心天下会不会大乱，担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民间更是笼罩在密不透风的愁云。好些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唉声叹气中就过世了。有一个婆婆长年累月躺在病榻上，听说毛主席去世了，咳嗽着说了半句“天要塌了呀”的话，身体一挺，就咽了气。

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呀！巨星陨落，确实让我们六神无主。

开追悼会时，天空一直下着蒙蒙细雨。大队大舞台的中央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周围有苍松翠柏围绕，上百个群众自发制作的各式各样的花圈摆放在了大舞台两侧，气氛显得肃穆庄严。男女老少几百号人站在蒙蒙细雨中听北京方面的统一指挥。

当高音喇叭里传来那位中共中央主持追悼会的副主席标准的普通话，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三鞠躬时，没经过世面的老百姓早早就虔诚地鞠完了三个躬，当人们惶惶站起身时，高音喇叭才传出：一鞠躬……

好在邪不压正，在十月里，有了一声惊雷，有英明领袖领导的党中央，采取了霹雳手段，一举粉碎了要篡党夺权的“四人帮”。人们爱说那是“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在深入批判“四人帮”时，学校要排练“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的文艺节目，王、张、姚的演员都找好了，唯独江青的演员没有人选。女同学都不愿意出演江青，是因为都说她是“假发假乳假屁股”，怕坏了自己今后的名声。老师在这时候，眼睛一亮，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突然发现了我，夸张地说我生得眉清目秀像个女孩，最后非拽着我，让我去演江青。

我糊里糊涂中就被拉去涂脂抹粉，穿上花衣服，戴上假发套，围上花围巾。尽管心中有不情愿，但也没胆量去和老师去论长短。

我们出场的台词都是老师写好的，我们要把四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复述一遍，“人民群众”就上来了，他们义愤填膺的呼着口号，要打倒我们，批臭我们，要用历史的铁扫帚，把我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结局是我们在“人民群众义愤填膺”的一片汪洋大海般的声讨包围中，瑟瑟发抖，倒地身亡了。

这个节目当时红透了，我们到处去巡回演出，去教委、去矿山、去林场、去革命委会、去各生产队。

“四人帮”的罪行，最后被我们演绎得到了滚瓜烂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常常是‘人民群众’还没有声讨完我们的罪行，我们就已经吓得魂飞魄散，瑟瑟发抖，气绝身亡了。

这个文艺节目，让我们几个在学校里名声大噪，一下子成了老师同学们都关注的对象。我也因祸得福，从此，被老师列为了班干部。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地区师范毕业的科班，也是我的班主任。字写的特别好，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标语字，都由他亲自出马去写，由于老师比较喜欢我，因此，每次接到去写标语字的任务时，都要带几个小跟班去给他打打下手，我便成了他写字时御用一样的常客。

那种标语字一般都很大，一个字有一两米，绛红色为主。一条标语要写好几天，而我们却乐此不疲。记得有一条标语是：“要让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我们足足写了一个星期才完成。

还有一次是全校师生都参加的，上面的大领导要在醒目的大地上看到一条气壮山河的标语，学校领导冥思苦想，最后，发动全体师生去河滩里寻找圆圆的、一样大小的河卵石，在公路对面辽阔的山坡上，堆砌起一公里长的大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举目四望，真是气壮山河！而我们付出的是整整半个月的辛苦！

我后来发觉我的数理化课成绩一直不好，可能与那时候一直出去帮忙写标语落下了课程接不上有关系。

来源：沁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