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212飞贼间谍案（五）

第十五章、“中统”临时工

对于“特一组”组长的要求，李所长自然重视，遂带了几个警员前去将姚桃花传唤到派出所，由窦登高主持对她的讯问。

稍后知道，姚桃花曾由“中统”上海交通站特工丈夫董友加进行过简单培训，协助丈夫完成过一些跑交通的任务。不过，她并没有接触过特工技能中比较高端的反审讯训练，因此一旦被捕，就要靠自身的反应以及运气了。在“特一组”侦查员面前，姚桃花这两个方面的成绩都不及格，只好乖乖作了交代。

三十三岁的姚桃花出生于江苏盐城的一个中医家庭，二十年前被送到上海亲戚家读初中，只读了一年，老家发了一场大疫，父母皆亡。不久，亲戚的投机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上吊自杀。老家也回不去了，不得已，她做了曹家渡一户人家的童养媳。十五岁上，因受不了虐待，逃到上海滩谋生活，不料又遇到人贩子，被卖到妓院里。抗战期间，在沪上活动的“中统”“军统”特务经常把妓院、烟馆作为他们秘密接头的地点，董友加经常出入姚桃花所在的那家妓院，两人得以相识。

其时担任“中统”交通站站长的汪家俊得知此事，指示董友加把姚桃花从妓院赎出来，两人成婚。姚桃花做全职太太，其家庭遂成为“中统”的一个秘密交通点，她也成了“中统”的临时工。经丈夫简单培训，姚桃花协助丈夫干一些外围工作，竟然还像模像样。若是抗战晚胜利两年，被“中统”吸收为正式特工也说不定。

既然姚桃花是一起为“中统”效力的“同志"，很多事情董友加自然不会对妻子保密，姚桃花得以了解到不少董友加在抗战期间的特工活动情况。抗战胜利后没多久，“军统”、“中统”大搞复员，董友加被踢出“中统”，为谋生计，去电车公司做了一名修理工。尽管不再是特务身份，但董友加是青帮成员，再者他有不少在“中统”的同僚复员后去了警察局、税务局等部门，他就时不时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提供一些替人说项、疏通官司、通风报信等有偿服务。干这种活儿，有时也需要姚桃花的参与。

1948年12月初，董友加突然被老上司汪家俊召见，接受了把那副特制的中国象棋送往南京的任务。当天晚上董友加回家后非常兴奋，正好姚桃花的同母异父弟弟王宗鑫来向姐夫挪头寸，董喝多了，还向小舅子夸过口。待小舅子离开，他即把情况向妻子透露了。没想到，第二天外出一趟回来，董友加却是一副丧魂落魄的模样。一问才知道，原来这副象棋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董友加不打算去南京了，不过，那副象棋是“太子”要的东西，开不得玩笑，即便不去，也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董友加告诉妻子，他准备去跟汪站长说一下，就说家主婆(沪语，妻子的意思)让他不要“归队”了，就在电车公司混混日子算了，所以，这趟特差也就不做了，请老上司另遣他人去南京吧。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他还没来得及见到汪站长，汪站长乘“江亚号”去宁波奔丧，竟然遭遇船难，沉到海里喂鱼去了。

姚桃花问丈夫:“你不去南京了，那副象棋怎么处理?”

董友加遂动起了把象棋出手的心思，前往“蓝月亮咖啡馆”找加尔比恩，不料，加尔比恩一时走眼，没意识到这副象棋的重要性，拒绝了董友加的兜售。董友加前脚刚出咖啡馆，就发现了不明身份的跟踪者，于是在街头上演了惊险一幕，侥幸脱身。

这样一来，董友加是有家也不能回了。象棋的事先放到一边，现在最要紧的是别让小蒋的人找到，否则就要人头落地了。

就这样，董友加全家搬到了浦东塘桥。在新居躲了些日子，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有个风吹草动都能吓出一身冷汗。姚桃花见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劝他:“要不，还是把东西送回南京吧。”

董友加不住摇头:“要送就应该早送，现在再送，晚啦!”

说完这话没过几天，董友加就离开了。临走前他对妻子说，他要出去躲些日子，有事情可以打黄晶儿那里的电话。

黄晶儿是姚桃花以前在行院时的一个姐妹，姚桃花赎身后过了一年多，她也从良了，嫁了一个姓俞的残废老头儿。俞老爷曾做过前清知县，有两个儿子，都去海外发展了，生意做得不错。俞老爷年轻时风流成性，染上了花柳病，又嗜酒，几十年喝下来，身体喝垮了。晚年死了原配，自己又突发脑溢血，命是救过来了，但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两个儿子特地回国，要把老父接到海外去养老。俞老爷却坚决不肯，儿子们无奈之下，只好退而求次，给他找一个女人算是填房，其实就是高级保姆。

俞老爷虽说腿脚不利索了，但头脑清醒，填房候选人他都要面试，一连看了七八个，哪个也没看上。老头儿有个把兄弟，是青帮成员，他给两个儿子出主意，去堂子物色一个姐儿。就这样，黄晶儿被俞老爷选上了，摇身一变成为俞太太。

前年春上，俞老爷脑溢血复发，这回没救活，终于撒手西归。从此，黄晶儿独自一人住在静安区常德路的寓所里，日子过得倒也滋润。

早年姚桃花和黄晶儿一起在行院做姐儿的时候，结拜过姐妹，所以黄晶儿管董友加叫姐夫。老董为“中统”跑交通，少不得也请黄晶儿帮忙做些事情。抗战胜利后，汪站长摆酒宴请交通站所有成员，黄晶儿也受到邀请，汪家俊还送了她一只金镯头(沪上对手镯的称谓)表示感谢。

董友加夫妇跟黄晶儿的关系在抗战期间就比较密切，抗战胜利后，依然保持来往。去年 12月老董遇到麻烦，尽管搬了家，依旧担心被蒋经国指派的特务追杀，思来想去，决定出去避风头。他没告诉妻子自己打算去哪里，但临走关照姚桃花，有事给黄晶儿打电话，姚桃花不确定老董是不是躲在黄晶儿那里，但至少黄晶儿跟老董是保持着联系的。

老董离开后不久，姚桃花的女儿生急病住院，需要钞票，她曾给黄晶儿打过电话，老董很快就托人送来了一笔钱钞。之后，姚桃花没再跟黄晶儿联系，直到今天才第二次去电。

韩忠贵突然出现在姚桃花的烟纸店，她倒是没把老韩跟警察联系起来，还以为是蒋经国派来的特务要找老董麻烦，寻思得赶紧报信儿。不过，既然特务能找到这里，那她的烟纸店八成是被盯上了，这个电话该怎么打，其中就要有些讲究了。于是，她提前打烊，直奔镇上的邮电所。

去邮电所的目的并非打电话，而是套用了以前老董向她传授过的“反跟踪”手段。在邮电所门口，她故意做出伸手推门的姿势，通过玻璃门的反光观察身后有没有人跟踪，结果一眼看到了余慧仙。余慧仙的打扮和气质，跟塘桥镇以及周边的浦东人格格不入，姚桃花不由得暗暗心惊。接着，在塘桥轮渡站买船票时，从售票窗的玻璃反光中再一次发现了余慧仙的身影，她由此确认，自己果然被跟踪了。

同时，她对跟踪者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之前老韩一副江湖打扮，有点儿像是曾经的“中统”同事的作派，可这个女孩儿明显是新手。难道“中统”方面会派一个新手来盯着自己?如果不是“中统”，那说不定就是共产党的公安了，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底细，派个新手过来也不足为奇。但这时她已来不及细想，眼下最重要的是麻痹跟踪者，迅速把消息传递给老董。

坐轮渡过江后，她在复兴东路附近的那条小弄堂里耍的伎俩，也是老董的真传。董友加跑交通期间，对上海各区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诸如某条弄堂的格局，某个商厦有几个出入口，某个饭馆的厕所里是否有窗户、是死窗还是活窗、顶楼天花板上面是否可以藏人藏物，等等，简直如数家珍。复兴东路那条小弄堂里有传呼电话，打过电话之后可以借命馆作为掩护麻痹跟踪者，这些情况就是丈夫告诉她的。

姚桃花交代的拨打电话的情节，跟侦查员陆成山估料的差不多。她打电话只用了半分钟，接着就继续往弄堂里走，进“鸿运命馆”说要算命。让她始料不及的是，命馆已经关门歇业了–这是抗战胜利后发生的事，老董并不掌握。

那么，姚桃花是否亲眼见过那副象棋呢?她说见过。那天董友加外出跟汪家俊见面返回家中，正赶上弟弟王宗鑫上门挪头寸。董友加说要跟表弟喝两杯，交代她出门到附近的饭馆买几样卤菜。姚桃花进卧室换衣服，董友加让王宗鑫在外屋稍坐，他也跟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匣子，吩咐她赶快藏到床下的箱子里，然后才出屋招呼王宗鑫。

这种情形以前为“中统”跑交通时常有，姚桃花也不觉得奇怪，照办就是。放好后，她就出门去买卤菜，回来又张罗王宗鑫和丈夫喝酒，陪着坐了一会儿，就进里屋给女儿辅导作业去了。郎舅俩喝着老酒谈论了些什么，她并没听到。

待王宗鑫离去，她才问丈夫那匣子里装着什么东西。董友加不无得意地告诉她，那是一副象棋，汪站长让他明后天动身去一趟南京，直送国防部。

窦登高想起，“特一组”之前开会时，余慧仙曾根据小陈的分析，当场画了一张那副特制象棋的立体图。现在听姚桃花连说带比画一番描述，还真八九不离十。

讯问结束，“特一组”组长窦登高把一干侦查员分为两路，一路继续对烟纸店进行监视;另一路连夜出动，前往姚桃花刚刚交代的黄晶儿在常德路的住所进行抓捕。

众人进行准备时，窦登高交代老韩说:“我得去一趟'马办’，向领导汇报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老韩，你给静安分局打个电话，了解一下那个黄晶儿的基本情况。回头我请马处长协调分局，配合我们的抓捕行动。”

当晚十时，“特一组”侦查员和静安分局指派的数名便衣，直扑常德路黄晶儿住所。黄宅大门紧闭，叩门无应，窦登高一个手势，陆成山当即攀墙而人，打开院门。众侦查员一拥而入，可这幢上下两层的小楼里竟然没有任何动静。随即挨个儿屋子进行搜查，未发现董友加其人。黄晶儿倒是在，和衣躺在卧室的床上。

此时，侦查员已经意识到可能不妙，上前一检查，黄晶儿还有呼吸，但人事不省，身上还有一股酒气。起初以为她喝醉了–客厅的餐桌上有一瓶烧酒和几个留有剩菜的盘子，但稍一检查，就发觉不太对劲儿。卧室里虽然酒味颇浓，但仔细留意，酒味儿是从黄晶儿的衣服上散发出来的，那就是失去知觉在先，沾上酒味儿在后了。至于是怎么失去知觉的，那就需要医生来解答了。

窦登高下令:“打电话叫救护车!一会儿陆成山、余慧仙随救护车前往医院，老韩，你以马办’的名义往市局值班室去电，请求迅速指派技术人员过来勘查现场。小陈，你赶紧开车回一趟驻地，把小金也接过来，一起参加现场勘查!上下两层楼八间房，够我们忙活一阵儿的了。”

第十六章、新的难题

现场勘查的同时也是对黄晶儿寓所的搜查，重点就是呈送蒋经国的那副象棋。可是，直到天快亮了，也没发现那副象棋的踪影。

现场提取的指纹和足迹表明，除了黄晶儿。寓所内还有一个男性，侦查员认为，此人很可能就是董友加。另外，在已经倾倒一空的那个由美孚火油桶改制的垃圾桶里，闻到一股中药气味，侦查员怀疑这跟黄晶儿的昏迷不醒可能有关。

陈望天说:“我这就去附近的垃圾箱翻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药渣。”

窦登高朝他报以赞赏的眼神，却是缓缓摇头:“小陈你这副模样，半夜三更去翻垃圾箱、那不是引人注目吗?万一被街道组织的夜间巡逻队看见，没准儿刚一动手就被群众扭送派出所了。还是老韩去吧，他这副劳动人民打扮，哪怕把垃圾箱拆了，只怕也不会有人起疑，还以为是环卫工人加夜班呢。”

老韩此去果然没遇到什么麻烦，回来时带了一大包中药渣。此时，技术人员的现场勘查也已结束，遂把提取的痕迹、可疑物品包括药渣都带回市局鉴定。窦登高跟人家点头哈腰，把自己舍不得抽的“大前门”递上去，再三请求“尽快鉴定”，得到对方的应诺后方才定心。

然后，窦登高下令:“老韩联系辖区派出所，请他们派员来这里守着，如果有人来访，一律扣下。小陈回驻地，你就一个任务–休息，午后你还要赴马丹夫人之约，必须养足精神嘛!”

安排完毕，窦登高、韩忠贵、金祖静三人前往医院。

急诊室外面，余慧仙正急得团团转，陆成山却是声色不露，坐在屋角一张椅子上一动不动，就像一尊雕像。

见窦登高三人到场，余慧仙大喜过望:“你们终于来啦!可把我急死了!”

听着似乎情况紧急，但窦登高一看陆成山的状态，就知道小丫头大概是没经历过这种场面，有点儿情绪失控了。果然，听余慧仙说下来，黄晶儿并无生命危险。

黄晶儿被送到医院后，经急诊医生检查，排除了醉酒可能，怀疑是食物中毒，给她洗了胃.其呕吐物里有大量中药成分，另有少量食物残渣。一番紧急处理之后，一直处于昏睡状态的黄晶儿出现了苏醒的迹象，但也就只是微睁了几下眼睛，意识尚未清醒，更别提说话了。医生用探针刺激她的指尖，仅有微弱反应。

急诊医生觉得她的症状跟食物中毒似有不同，又给她注射了神经兴奋类的西药，可是，黄晶儿依旧兴奋不起来。到这当口儿，急诊医生已经黔驴技穷，急急往住院部打电话，把在住院部值班的内科副主任医生请了出来。副主任医生了解情况后，再次对病人做了检查，也感觉病人的症状有点儿蹊跷，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建议先输液看看情况再说。

窦登高几个赶到时，黄晶儿已经在输第二瓶药液了，状况却是依旧。余慧仙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又不好跟陆成山商量–两人在这种公共场合通过笔谈方式交流显然不妥，所以她才坐立不安。

听余慧仙如此这般-说，窦登高问:“这家医院是私立的还是公家医院?”

余慧仙给问愣了，摇头说不知道。老韩从事刑侦工作多年，对上海的各大医院都比较了解，上前低声告诉窦登高，说这是一家私立医院。窦登高指派老韩以病人亲属身份跟院方交涉，要求把病人转到公济医院去。随即，他就给公济医院的军代表去了电话，请他们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

这一步走得很到位。黄晶儿被送到公济医院时，院方已经指派两名专家等候着了。听余慧仙介绍了患者在私立医院的治疗过程，两位专家低声交换了几句意见，随即向护士长下医嘱;“抽血检验!”

化验结果表明，患者并无酒精、药物或者食物中毒迹象。两位专家再次对黄晶儿进行检查，怀疑患者可能遭受过某种隐蔽性的暴力袭击。

窦登高睁大眼睛:“您二位的意思是说，她是被人打昏的?”

“目前看来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要不，去拍张脑部片子吧。”

片子很快就拍出来了，可是，医生反复看下来，却看不出任何遭受过打击的痕迹。窦登高向医生请教:“是否还有其他手段可以进行更精细的检查?”

医生不住摇头:“X光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检查手段了……”

这时，一直坐在角落里没动静的陆成山突然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盯着组长。窦登高马上意识到，这位沉默的武林高手可能有独到的见解。两人马上进行纸面上的交流，陆成山的见解是:会内家功夫的武术好手，能够在瞬息之间将人击倒，使其头部受到隐伤。据他观察，黄晶儿的头部很可能被这类武术好手拍过一下，力度“恰到好处”，既能使她昏迷过去，又不致有生命危险，估计半天一天会自己苏醒过来。

窦登高说:“老陆啊，案情紧急，恐怕我们没耐心等下去啊!你有什么法子让她尽快苏醒过来吗?”

陆成山是有法子的，那就是得自他师父秘传的气功治疗手法，行内称为“推血过宫”。不过，这种治疗手段并不是对什么样的伤情都有效，而且，陆成山的实践经验有限，此前从事敌后侦察时用过几次，成功率也就在百分之五十，老陆之所以一直没吭声，就是因为没多大把握。

“只要有成功的机会，不妨一试。”窦登高给老陆吃定心丸，“醒过来当然好，就算失败，大不了她还是继续昏迷着而已。”

于是，陆成山施展手段，一番操作后，黄晶儿不但能睁开眼睛，而且目光依次在余慧仙、窦登高、陆成山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窦登高大喜，看样子，她的神志至少恢复了大半:“老陆的功夫真了得啊!一个晚上总算没有白忙，只要她醒过来，我就不信，她能比姚桃花更能扛!”

可接下来的事实证明，“特一组”组长过于一厢情愿了。余慧仙首先发现了异常，她毕竟学过将近两年的护士专业，其中还包括半年的实习，善于观察患者的各种细微表现。此刻，她正试图和黄晶儿交流:“黄晶儿，你现在是在医院里，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哎，你怎么啦?”

黄晶儿的嘴唇蠕动着。这种表现在窦登高看来是欲言又止，但余慧仙已经发觉不对劲儿，上前一把握住她的手:“黄晶儿，你说话呀!”

看得出，黄晶儿也想说话，估计她想说的是“我怎么到医院来了”、“你们是谁”，诸如此类，可是，只有口型，一个清晰的字也吐不出来。

“给她喝点儿水。”窦登高说。一杯水喝下去，依然如故。

这个变故，估计黄晶儿自己也没有料到，表情甚是惊慌，喉咙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窦登高赶紧控制住她的双手，以免她打翻旁边的点滴架子，余慧仙则按下了护士室的电铃。

护士匆忙赶到，看了病人的情况，知道自己处理不了，立刻跑出去通知值班医生。值班医生给黄晶儿做了检查，同样是束手无策，只得去给医院的夜间总值班医生打电话求助。窦登高紧随其后，待值班医生打完电话，他接过话筒，继续拨医院军代表的号码。

军代表立刻联系医院里的五官科、内科专家前来会诊，不过，会诊得出的结论依然让人沮丧。专家们的意见是，该患者的声带并无问题，不能发声的原因是控制声带的神经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是患者服用的药物导致的，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中毒–之前的抽血化验，并未发现中毒迹象，表明这种药物并不一定是通常意义上的毒药，其作用不是要人的命，而是麻痹患者控制声带的神经。这种麻痹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以目前的医学水平，尚无药物能够治疗这种症状。

窦登高想起在现场发现的中药残渣，向专家请教:“您几位所说的这种麻痹神经的药物，究竟是中药还是西药?”

专家的回答是，无法确定，可能是患者服用的中药，也可能是某种西药，甚至有可能是中药、西药共同作用的结果。

窦登高寻思，这话不等于没说?跟守在病房外面的韩、金、余三位讲了讲医生的诊断结果，那三位也跟着叹气。

窦登高说:“黄晶儿醒是醒了，可现在这个状况，怎么讯问?”

余慧仙提示:“不能说话，可以写字啊，就像咱们跟老陆交流一样。”

韩忠贵叹了口气:“据姚桃花说，这女人是个文盲……”

余慧仙顿时傻眼。陆成山脸上却露出了笑意，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又指了指自己的嘴，意思很明显:疑犯成了哑巴，我也是哑巴，由我去试试如何?

窦登高寻思，也只得如此了。“小余、小金忙了一晚上，赶紧回去休息。小陈午后就要跟马丹夫人见面了，我要去跟他商量一下对策。老韩以'马办’的名义联系市局，让他们派车把黄晶儿接走。讯问黄晶儿的任务，就辛苦老陆和老韩了。祝二位好运!”

黄晶儿被押解到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讯问一开始，麻烦就来了。不论老韩怎么问，黄晶儿根本不理他的茬儿。感觉上，她并非抗拒交代，而是脑袋里一团浆糊。这也难怪，也就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她从一个有完整发声能力的正常人倏然变成哑巴，又没有人给她一个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的解释，加之昏迷了这么长时间，刚醒过来，就被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场合，面对两个虽说算不上凶狠但也并非和颜悦色的陌生男子的讯问，如果还能保持平时的那份淡定，反倒不可思议了。

出于谨慎的考虑，老刑警韩忠贵还尝试了一下与黄晶儿进行笔谈的可能。尽管姚桃花说黄晶儿是文盲，但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还是要证实一下的。

随后的一番测试表明，姚桃花没说谎，黄晶儿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以及钞票上的金额。

这该怎么办呢?韩忠贵思忖片刻，让老陆稍等，他去食堂弄来三份早餐。一则大家肯定都饿了，二则借着吃饭的机会，缓解一下黄晶儿的紧张情绪。

老韩的想法是，黄晶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受到了限制，但听力正常。目前侦查员也不需要她回答多么复杂的问题，只要她能说出董友加的下落，或者是谁对她下的手，侦查就可以继续往下进行了。

为了尽量减少交流上的障碍，老陆还想出一个主意，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董、姚–照片”、“棋匣–图画”。

韩忠贵一看，顿悟，遂起身去了值班室，往“特一组”驻地打了个电话，要求立刻派人把董友加、姚桃花的照片和余慧仙在案情分析会上随手画的那个棋匣的立体图送过来。

很快，金祖静就驾着摩托车把上述物品送到了韩、陆手里。董友加的照片是侦查员去电车公司调查时，从该公司保存的入职档案中发现的姚桃花没照片，是余慧仙临时画的一张素描。

吃罢早饭，黄晶儿渐渐不那么激动了，讯问得以继续。听了老韩的一番解说，黄晶儿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对于一些简单的问题，她可以用点头和摇头回答。

老韩把照片和素描给黄晶儿一看，黄晶儿点头表示认识。老韩指着董友加的照片:“他昨天去过你家吗?”

又是点头。“几时去的?”

黄晶儿四下打量，寻找可以帮助她表达意思的道具，最后看到了墙上的挂钟。韩忠贵立刻抬手把手表伸到她面前。她比画了一阵儿，侦查员明白了:董友加是昨天下午去她家的，几时离开的不知道，因为那时她已经失去知觉了。

再问那副中药的来路。黄晶儿指着董友加的照片，表示中药是董友加送去的。后来知道，黄晶儿睡眠不好，胃口差，经常感到浑身疲软无力，董友加特意到药店给她配了这副药。

老韩又把棋匣的素描拿给她看，问她是否见过。黄晶儿表示见过这样一个棋匣，也知道里面装着一副象棋，是董给她看的。不过，董没把这副象棋放在她家，看过后就带走了，放到哪里她不知道。

再问姚桃花给她打电话之事，她也承认了。至于电话里说了些什么，黄晶儿就表达不清楚了。其实，侦查员事先已经从姚桃花那里得到了答案，此刻问黄晶儿，只是出于核实的考虑。但如此复杂的内容，以黄晶儿目前的状况，也实在是太为难她了，侦查员只得作罢。

第十七章、 姨娘和外甥

韩忠贵、陆成山返回法华镇驻地时已近中午。窦登高、余慧仙、金祖静一干人正围着陈望天，交代一会儿去见法国老太太时的注意事项。

韩忠贵把讯问情况简述了一遍，临末说虽然得到了一点儿信息，但不理想。窦登高却不这么看:“二位辛苦了，别认为收获太小，我认为二位此番出马，至少确认了两件事:一是那副象棋的确在董友加手里;二是黄晶儿昨天陷人昏迷前最后见到的人是董友加，对于黄的中毒，董友加有重大嫌疑。”

陈望天接话:“往下我们可以以昨天发现的那些中药渣为线索，寻找董友加的下落。”

窦登高的思路还停留在陈望天即将进行的认干亲行动上，一时没反应过来:“此话怎讲?”

陈望天说:“黄晶儿不是说那副中药是董友加给她到药房配的吗?咱们可以到黄宅周边的中药店进行调查，昨天刚刚发生的事，中药店方面应该是有印象的。”

这时金祖静开腔了:“刚才市局来电告知对药渣的鉴定结果，说其中并无可以致人昏迷或失语的成分，也许那副药真的没问题?”

窦登高沉吟片刻:“不管董友加是否对黄晶儿下了毒，他的抓药之举倒还真可以作为调查其下落的一个渠道。这个，午饭后我们再讨论。小陈马上就要出发了，小余、小金，去食堂把咱们六个的伙食打回来，我们先给小陈饯行，祝小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小余、小金就要出门，被陈望天拦住。他从衣兜里掏出钱钞:“麻烦二位跑个腿儿，今天我请客，给大伙儿添个菜，去马路对面那家饭馆里买两只烧鸡。不是我懒，我是担心我这副长相，店家以为遇上了洋主顾，没准儿把价钱涨一倍啊!”

韩忠贵说:“小陈掏钱不妥，还是我来请客。”说着，也把钞票掏出来了。

“特一组”六名侦查员中，韩忠贵是留用警察，按照政策规定，他是享受薪给制的。其他五个按说都是供给制，每月只发点儿零花钱，像窦登高这个级别的，抽烟都不一定够，其他人就更别提了。不过，陈望天的情况比较特殊。

参加公安工作前，陈望天当了两年“祥生汽车行”的出租车司机。那个年头，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在工薪阶层里算是中等偏上水平，而陈望天开的车又是自家的，向车行交的份子钱也比一般的司机要少，以他这个年龄，在劳动人民中就算是高薪了。进入公安机关后，组织上找他谈过话，让他仍旧保留在汽车行的工作，由组织上代他向车行交份子钱，而车行发给他的薪水也不需要上交，让他像以前那样，爱怎么花怎么花，而且是必须花!这显然是出于掩护身份的考虑。用窦登高的话来说:“兄弟你这个情况，在咱这一行里是蝎子屎–独(毒)一份儿。”

陈望天虽然父母双亡，但他继承了父母的遗产，其中包括房产和颇为不菲的一笔钞票，经济上属于富裕户，手头又有一份出租车司机的活钱，平时朋友间交往一向大方。进了“特一组”之后，他早就有掏钱请客的打算，只是一上来就接了案子，整天从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闲。今天总算逮到了机会，自是不肯轻易放过。

小陈的这种特殊情况，老韩并不清楚，他觉得自己年长，不该让年轻人破费。但“特一组”组长窦登高是了解的，出于保密考虑，他并没有跟其他成员说过–之前小陈对余慧仙也只是透露了半截，就不肯再说了。

当下，窦登高拦住老韩:“老同志就不要争了，今天听我的，就让小陈请!小余、小金，还不快去，我大窦的馋虫都被勾出来了!”

吃过午饭，陈望天开着他的雪佛兰前往永嘉路“香庐”公馆。出门前，他把出租车顶灯取下来了。

马丹夫人对“尼诺”的到来极表欢迎，早早就让梁嫂把她从床上扶起来，换上社交穿戴，还化了淡妆。因腿伤行动不便，在楼下的客厅接待“尼诺”肯定是做不到了，她就吩咐梁嫂用轮椅把她推到三楼卧室隔壁的书房，在这里请“尼诺”喝下午茶，显得正式一些。

两人见面，马丹夫人首先要了解“尼诺”这个混血小伙儿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对此，陈望天早有准备，之前窦登高给他出谋划策的时候也说过:“老太太既然要跟你攀亲戚，肯定是要询问你的个人情况的，除了你参加革命的经历，其他不妨实话实说。"

陈望天就本着这个原则，向马丹夫人作了个详细的自我介绍–

陈望天祖籍浙江宁波，父亲陈伯仁在上海读医科学校，因经营鱼行的祖父突然病逝，家道中落，不得不结束学业，获得一纸肄业证书。凭着这纸证书，陈伯仁回宁波老家开了一家诊所。两年后，一艘途经宁波港的英国货轮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艘英国货轮上发生了一桩令船长头痛的事件–船医突患急病身亡。远洋轮上是不能没有船医的，按规定，如果船医发生意外，必须在停靠港就地招聘具备行医资格的临时船医，可以不论国籍。于是，船长派人上岸物色愿意充任临时船医的对象，条件不算高，只要会说英语，有医科学校的毕业证书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城里具备行医资格的西医要么有医院的稳定工作，要么自己开着诊所，没人愿意干这份临时工;也有少数不计薪饷的(外国轮船上船医的待遇并不算低，哪怕是临时工)，却担心海上的风浪，认为太危险。

没办法，船长只得降低条件，医科学校刚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当时的宁波作为沿海商埠，还是比较繁华的，但毕竟跟上海、广州这类沿海大城市没法儿比，没有西医专科学校。最终，船长再次降低条件，选中了只有肄业证书的陈伯仁。

陈伯仁在上海念医科学校时，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公共租界的洋行打工，英语比较流利;他爸爸是开鱼行的，陈伯仁自小跟船出海，不惧风浪。最重要的是，陈伯仁在上海念书时已经见过些世面，回到家乡，总觉得宁波这样的小城市已经盛不下他了，一直渴望能到外面的世界闯荡番。正好遇到外国轮船招聘临时船医，寻思这倒是一个机会，遂决定去开开眼界。本以为时间不会长，顶多一年半载，哪知这一去，竟然把自己整成了一个英国人。

他获得英国国籍的过程相当简单–

随船到了英国后，他准备用船长发的薪饷作为盘缠，在英国转一圈。船长对他在这次航行中的表现非常满意，对于他的离去颇为不舍，就指派大副、二副、轮机长代表自己，在码头附近的一家饭馆为陈伯仁饯行。巧的是，邻桌三个食客都是中国人，其中一个范姓老者来自宁波，是陈伯仁的老乡。

这位范先生可不简单。早年到英国留学，毕业后在英国的船厂担任动力机械工程师，获得了英国国籍，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参与设计某种军工产品，战后英王乔治五世还给他颁发了勋章。因此，他在当地的华人圈里颇有名气。

陈伯仁听范先生说的蓝青官话中带有宁波口音，便上前敬酒，说得自然也是宁波话。老先生听见久违的乡音，倍感亲切。饭后，范先生把陈伯仁请到家里，两人相谈甚欢。范先生问陈伯仁是否愿意留在英国，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为其介绍工作。陈伯仁自是求之不得。就这样，陈伯仁得以在英国行医，不久，在范先生的帮助下，又加入了英国国籍。

三年后，经范先生介绍，陈伯仁认识了法籍旅英侨民米迦列拉小姐，一年后结婚。婚后第二年，亦即 1926 年初，这对异国恋夫妻移居中国，通过范老先生的关系，进入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陈伯仁在警务处担任医官，米迦列拉在市政处当了一名职员。是年12月，米迦列拉生下了儿子陈望天。

最初陈伯仁给儿子落的是中国户口，陈望天拥有中国国籍。但米迦列拉目睹当时战火纷乱的局势，心里觉得不踏实，向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为儿子申办了法国国籍。不久，又说服丈夫给儿子申办了英国国籍。所以，陈望天拥有三个国籍。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晚，侵华日军驻沪部队出兵占领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陈伯仁、米迦列拉夫妇进了集中营，有着一副西方人长相的陈望天却因其中国国籍得以幸免，随祖母徐杏宝一起生活。集中营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原本患肺结核的陈伯仁由于缺医少药加上营养不良，于次年病殁。其妻米迦列拉在集中营伙房做劳役，1943年夏，上海遭遇台风袭击，伙房坍毁，米迦列拉遇难身亡。

介绍完父母，陈望天又说了说自己的情况–

他出生后不到一年，罹患小儿麻痹症，虽经医治，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一条腿走路时微瘸。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陈望天上的都是教会学校。1941年高中毕业，报考圣约翰大学未能如愿，他放弃了进入其他高校的机会，选择复读，准备来年再考。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父母进了集中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迫于生计，陈望天决定去“祥生汽车行”开出租车。他家有一辆一个资本家亲戚赠送的旧雪佛兰轿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陈伯仁见局势紧张，把轿车转移到其友人、日本旅沪侨民桥本先生名下，因而未被日伪抄没。陈望天就用这辆轿车做起了出租车司机营生。当时他才十五岁，按规定不能从事出租车职业，去登记时虚报了一岁，才进了汽车行。

抗战胜利后，在英法驻沪总领事馆的协调下，当初被日伪抄没的财产由国民党当局归还，陈望天与阿娘(宁波人对祖母的称谓)祖孙俩的生活总算有了改观。陈望天做了几年出租车司机，已经习惯了，本打算继续干下去，阿娘却鼓励他不要放弃当年的梦想。同年，陈望天报考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被录取为旁听生。目前他正在实习期，如果不出意外，明年夏天他就可以获得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了。有了这份证书，他今后如果不想开出租车了，就可以在沪上找一家比较像样的医院做一名医生。

上述介绍，关于陈望天父母的部分完全属实，关于陈望天自己的部分，那就有水分了，参加公安工作自然是不能提的，报考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那段，则是“特一组”侦查员们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其中余慧仙的贡献最多，毕竟她上过正儿八经的护士学校，在“特一组”众侦查员里，她最有发言权。

马丹夫人听了陈望天的经历，感动得一个劲儿擦眼泪:“尼诺，你是个自强不息的好孩子!你这个小辈亲戚，我认准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陈望天马上说:“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当然，要征求我阿娘的意见，我想阿娘一定会同意的。不过，我要先去父母坟前禀告，再去找一个算命先生，请他选个黄道吉日，到时候，还得麻烦您随我去一趟我宁波老家的祖坟……”

陈望天如此这般把窦登高教给他的那套说辞复述一遍。马丹夫人大感意外:“还要这么多手续?”

“这是我们中国的规矩，也是表示对我父母的尊重，还请您理解。我自幼失去双亲，我妈妈是法国人，您也是法国人，在我看来，您就是我妈妈的姐妹，我是真心希望能有您这么一个姨娘……”

一番话说得马丹夫人心花怒放:“行了，尼诺，都听你的就是。”

“其实，我从心里已经把您当作我的姨娘了，您有什么需要办的事，尽管吩咐，我有车，到哪儿办事都方便。”“尼诺，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我的确有些事情要你帮忙。我想你已经知道，过不多久，我就要回国安度晚年了。我丈夫马丹先生生前是做香料生意的，他人虽然不在了，但他和曾经的生意伙伴之间还有一些债务没结算清楚。离开中国之前，这些账目我都要清理一下。可是，我的年纪大了，最近又受了伤，靠我自己奔波联络已经不大可能了，我想请你作为我的代表，以合法继承人身份出面办理。从现在起，我就会向外界宣布，你是我的嫡亲外甥。你在上海有固定住所和稳定职业，肯定还有若干社会关系，可以让那些债务人心存顾忌，不会认为我一个老太太软弱可欺，也不会因为我要回国了，就故意拖延债务–即便我回国了，我的继承人还在上海，如果他们想赖账，我的继承人就可以跟他们打官司……”

陈望天寻思，看来这位马丹夫人并不是闲着没事心血来潮想跟我攀亲戚，所谓要债，恐怕只是托词。马丹先生死了那么多年，以马丹夫人的精明，能讨回的债务早就讨回了，那个最初提供象棋线索的杀人犯王宗鑫，不就是在帮她讨债回来的路上落网的吗?那么，她到底想让我帮她办什么事呢?不知是否与那副象棋有关。且听她往下怎么说吧。

陈望天估料的没错，马丹夫人兜了个大圈子，终于说到了正题:“当然了，清理账目并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毕竟只要你人在上海，那些债务他们早晚要还的……”

既然如此，所谓“最要紧”的事是什么呢?令陈望天惊喜的是，马丹夫人要他办的事，竟然与那副象棋有关!

不过，马丹夫人关于这副象棋的说法跟陈望天知晓的有所不同，乃是一个新版本–

马丹先生在世时，一位美国朋友兰斯先生管他借了一笔钱，以一副中国象棋作为抵押。据兰斯先生说，这不是一副普通的象棋，是蒋经国送给他的礼物，棋匣上刻有蒋经国的亲笔签名。马丹先生病逝后，马丹夫人整理丈夫遗物，在书房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这副象棋。随意打开看看，不慎失手跌落在地，导致棋匣破裂无法复原。当时她也没太在意，把棋子收进一个陶瓷罐里就算完事。

最近她打定主意回国定居，着手整理东西时，无意中找到了这副象棋。她估计蒋介石这个名字在法国可能还有些人知道，至于蒋经国是谁，大概就没人在意了，所以，这副象棋在法国的收藏市场上应该没什么价值，也就不必把它带回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副象棋随手丢掉。蒋经国毕竟是“太子”，“太子”的象棋，在中国应该会有人感兴趣。但是，原装的棋匣早就摔坏了，如果就像现在这样把棋子放在陶瓷罐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不但卖不出价钱，还容易让人家怀疑这是冒牌货。那该怎么办呢?马丹夫人想请她刚刚认下的准外甥帮忙，找能工巧匠制作一个考究的棋匣。

“尼诺，我的脚受了伤，行动不便，这件事只能拜托你了。”

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陈望天尽量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小事一桩，您就放心吧。”

马丹夫人早有准备，当即拿出一张纸递给陈望天:“这是我画的草图，上面标明了匣子的尺寸。你去找一个技艺高超的匠人师傅，请他在三天内制作一个这样的棋匣，要用上等红木作为材料，价钱稍贵些也无妨。另外……哦，尼诺，你有照相机吗?”

陈望天点头。

“那太好了。麻烦你再帮我跑一趟图书馆找一本有蒋经国签名的书，把他的签名拍摄下来。”

陈望天问:“照片冲洗出来，要不要拿给匠人师傅，请他刻在棋匣上面?”

“不用，把照片拿给我就是，这个活儿还是我自己做比较稳妥。你想啊，蒋家父子已经逃到台湾去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是找人在匣子上刻蒋经国的名字，人家还不马上给你举报到公安局?”

陈望天连连点头，随即又露出疑惑的表情–这表情自然是装出来的。当初案情分析会上他就已经了解到，马丹夫人擅长西方油画，都属于美术范畴，想来刻字这种活儿也难不住她。但他不能表现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老太太这么精明，别让她看出破绽。

果然，马丹夫人微微一笑:“别担心，我年轻时学过绘画，我的作品是可以卖钱的。以后有机会，我给你画一幅肖像，包你满意。”

第十八章、“健源堂”老板

静安区宣化路上有一家“健源堂”国药店，规模不大，只有两个门面，在沪上众多中药店铺中名气也不算响亮，但它却是一家百年老字号。早在上海开埠伊始，就已经有“健源堂”了。

起初店址在被称为“上海老城厢”的上海县城，即后来的南市区，其创始人系一个落第秀才，名叫戚正笙。

多年以来，“健源堂”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传到戚氏第三代老板戚应昌手里，“健源堂”才搬到了现今的宣化路。如今，该字号的老板是戚应昌的儿子戚运栋。这位戚老板早年曾拜师学过中医，其医术在沪上中医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戚运栋既是中药店老板，又兼着郎中，隔三岔五还搞搞义诊之类的慈善活动，“健源堂”的经营是否因此上了一个台阶不好说，但和前三代老板执掌时相比，至少是赚了名声。这在业内被称为“光宗耀祖”–这是同行抬举的说法，不过，现任掌柜戚运栋倒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这天下午，一辆八成新的黄包车停在“健源堂”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紫红旗袍的靓丽小姐，高跟皮鞋“笃笃”有声地走进了店堂。

早有学徒迎上前来:“小姐，您是赎药还是就诊?”

小姐回答:“既就诊，也赎药。”

“您这边请!”学徒把小姐引领到店堂一侧角落里的诊台。

诊台后坐着的老板戚运栋微一欠身，冲来人颔首:“小姐请坐!”

这位打扮时尚的小姐，就是“特一组”侦查员余慧仙。当天午后，送走前往永嘉路马丹夫人寓所认干亲的陈望天，“特一组”的其余五位侦查员随即开始了对中药店线索的调查。调查范围涵盖以黄晶儿住所为中心，方圆十里地之内所有的中药店、中医诊所。调查方式随机而定，可化装病家前往赎药，也可请属地派出所出面传唤。对于“健源堂”的调查，窦登高认为余慧仙出场比较合适，便为其安排了“私家车”，车夫由陆成山担纲。

余慧仙落座后，戚运栋问:“小姐人不适意?你先不要说症状，我来把脉，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这是旧时有些水平的中医接待病家时的惯常做法，所谓“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的对，吃我的药;说的不对，分文不取"。当然，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一眼看去就不是善茬儿的患者，这么做就纯粹是自讨苦吃了。

余慧仙还是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心里有些紧张是难免的，不住告诫自己要放松，就当真有这么回事。生怕出错，她尽量放缓语速，对于一个娇滴滴的小姐来说，这倒也不致令人生疑。“先生，是这样的，我不是来请您诊脉的，是为我姐姐来抄个药方。她老是觉得头晕，吃过西药店出售的养生补脑糖浆，没有效果。今天上午，有人给开了这么一个方子，让她试试看。姐姐叫我找家药店请先生看看，如果可以，就照方抓药，诊金、药钿一并结算。”说着，小余从坤包里取出一张折拢的白纸，恭恭敬敬递给戚运栋。

“特一组”在为陈望天举行饯行宴的时候，市局机要通讯员驾摩托车送来一份机要件，其内容是对黄晶儿住所附近垃圾箱里发现的那些中药残渣的鉴定结论。之前，这个结论已经打电话告知“特一组”了，之所以还要专门送一份机要件，是出于下一步调查药店的需要。

这份鉴定结论是市局技术室邀请沪上三位颇有名气的中医专家共同做出的，他们一致认为，药渣中并无能够直接导致受害人突然失语的成分，但也不能排除其中某一味或某几味跟目前未知的某种化学物质在一定条件下起反应，导致失语的可能。根据警方的要求，几位专家把这些药渣还原成一纸中药药方，市局把这纸药方作为鉴定结论的附件，一并发送“特一组”驻地，作为“特一组”侦查员访查中药店的依据。当下，戚运栋看完这纸只有药名没有剂量的药方，蓦地一怔，随即镇定下来:“这位小姐，看来令姐有头晕症，偶尔还会头痛，平素饮食不周，体质较差，逢时令不佳天时频变，容易伤风感冒，是这样吗?”

余慧仙有绘画功底，观察力敏锐，戚老板的表情变化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当下不动声色;“先生您可真厉害，只凭着一张药方就能说出我姐姐的毛病。”

“这张方子抄得不全，一是少了两味药，二是只有药名没有分量。我可以给补齐，先服五剂吧。”戚郎中言毕，笔走龙蛇开出了一纸药方。

一挥手，先前那学徒走上前来，双手接过，径送柜台。

余慧仙问:“先生，该付多少诊金和药钿?”“烦小姐稍候，少时账房先生会核算出来的。像小姐这种情况，敝号按祖传规矩，只收药钿，不收诊金。”

这个时间段药店生意清淡，没有其他病家前来求医，余慧仙就坐在原处，等候学徒送药付款。戚运栋则随手翻看一册线装医书。

片刻，学徒送来五包中药，收了钞票。余慧仙起身向戚运栋道谢告辞。戚运栋看着她的背影，神色凝重，还不住微微摇头。

余慧仙出门上了黄包车，陆成山拉起来就走。来到三四十米外的十字路口，拐了个弯，余慧仙已经将药店老板看处方时的可疑反应跟陆成山说了。陆成山把车停下，余慧仙下车，老陆则拉着黄包车穿过马路，进了对面一条小弄堂。几分钟后陆成山出来时，已经换了身装束，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旅行袋，佯装寻常路人，再次回到“健源堂”附近，对药店进行监视。

余慧仙趁着这个空当儿，在附近找了个传呼电话间，向坐镇“特一组”驻地的窦登高汇报了一应情况。

很快，辖区派出所派来便衣民警传唤戚运栋，为避免引人注目，是从后门带走的。“健源堂”的后门停着一辆出租车，便衣押着戚运栋上了车，一路直奔市公安局。

陆成山、余慧仙比戚运栋早一刻抵达市局,根据窦登高的指令，由他俩负责对戚运栋的讯问。老陆是新四军侦察员出身，虽然口不能言但心中有数。新手余慧仙跟他搭档，自然是老陆担任主审。如此，两人在讯问之前，就要先商量一下如何配合，不能让被讯问者察觉主审警员竟然是个哑巴。

这一商量，就过去了半个多钟头。早早进入讯问室等候的戚运栋自然如坐针毡，人在精神紧张时就容易内急，他向负责看守的民警要求小解。等他从厕所回来，讯问室里已经多了两个人。坐在主审位置上穿一身军便装的国字脸男子看着年岁不大，也就二十六七，却是双目炯炯,神色冷峻，不怒自威，一看便知是个不大容易讨好的角色。旁边的是个女警员，也穿着军便装，留着利索的短发，正在低头看材料，戚运栋看不清她的面容，不过看身形，估计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很常见。要么是新政权成立后积极要求进步的年轻人，诸如余慧仙;要么是很早就参加革命，年纪虽然不大，资历却老，诸如陆成山–“特一组”众侦查员之所以称他“老陆”，他的老成持重自然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就是他的这份资历。

当下，陆成山示意戚运栋在对面坐下，又冲看押戚运栋的民警抬抬下巴，民警会意，退出房间。戚运栋意识到，正式讯问就要开始了。这时，那个一直埋头看材料的女警员抬起头来，戚运栋看到她的面孔，简直目瞪口呆:哎呀，这姑娘不是刚才来药店请我抄方的时髦小姐吗?

戚运栋想不到的是，坐在他对面的余慧仙心里也正七上八下呢。小余在江湾训练班学习期间，接受过讯问训练，但训练班时间有限，跟其他科目一样，没有安排过实习。今天，她刚刚经历了第一次化装调查，紧接着又要第一次面对面讯问嫌疑人，尽管事先跟老陆商量好了讯问策略，而且组长窦登高也明确说过，主审是老陆，可老陆不能说话，动嘴皮子的活儿全靠她一个。

至于坐在她旁边的陆成山，看似稳稳当当、“心里有数”，其实，他的这个“有数”也是有局限性的。他是新四军侦察员，搞的是军事情报。在沪上和浦东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除了化装刺探，就是通过“抓舌头”获取。陆成山不能说话，如果审“舌头”的时候有人协助，那自然没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老陆一个人单打独斗，“舌头”是个大活人，不可能弄到解放区再审，必须就地解决。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老陆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讯问方式，归纳下来，大致有“五板斧”–

一曰“亲情感化”–跟对方谈(都是通过笔谈加手势)其父母、妻儿、亲戚，目的是让对方有所顾忌，不得不说;二曰“死亡威胁”–那就不必“谈”了，手枪、匕首往对手面前一扔，爱说不说，悉听尊便，你自个儿掂量;三曰“活罪难熬”–那倒不必像日伪刑讯逼供搞老虎凳、辣椒水那一套，老陆是武林高手，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人生不如死;四曰“江湖交情”–那就是通过某位被审者熟识甚至非常敬重的场面人物，出示其函件、便条或信物，跟对方拉关系、套交情;五曰金钱交易”–那是对付既贪财又软硬不吃，却偏偏肚子里有货不能当真干掉的那类顽固分子的，前四项不起作用，就只有这一招了，反正账先记下，姑且让他得意一时，日后总有清算的时候。

一个哑巴情报人员能够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抓住“舌头”后就地讯问，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但老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圆满完成任务，靠的就是这“五板斧”。可是，时代不同了，环境也不同了，老陆寻思，眼下这“五板斧”恐怕只有第一招“亲情感化”还可以拿出来试试。

因此，讯问一开始，余慧仙的问题一直围绕着戚运栋本人及其家人打转。戚运栋说家里有老母、妻子和一双儿女，儿女都还没到上学的年纪。余慧仙正琢磨着往下该如何抡起这第一板斧的时候，戚运栋的心理倒先承受不住了:“公家同志，我愿意坦白!能给我从宽吗?”

生平第一次讯问竟然能撞上这等好运气，先前的一番准备竟然全没用上，余慧仙感觉像做梦一样。还没来得及眉飞色舞，旁边的陆成山轻咳一声，那意思是:稳住!

余慧仙心里一懔。在江湾培训时教官说过，讯问者绝不能在被讯问者面前喜形于色，让对方看出自己的意图。她立时收住表情，依旧用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调问:“你要坦白什么?”

“就是……昨天老董来找我开方赎药的事。”“哪个老董?”

“董友加，他是我的朋友。”

余慧仙寻思，是该先了解董友加跟戚运栋的关系呢，还是先问昨天开方赎药的事?还没想定当，陆成山已经在面前的本子上写了一个字–董，随即把本子推到她面前。

余慧仙会意，这是让她先了解董与戚的关系。但她不能立刻就问，陆成山事先有交代，所有他通过书写传递的信息，余慧仙都要装模作样写几个字回复，如此两三个回合，方可开腔讯问。这是为了不让被讯问者察觉到主审者是不能说话的，否则人犯就会产生轻视的想法，甚至生出对抗的念头。

往下的讯问比较顺利，戚运栋作了如下交代：

董友加是青帮分子，又曾兼着武馆的拳师，弟子或帮会成员甚至包括他自己，平时难免有个跌打损伤什么的，经常去“健源堂”赎药。一来二去，董友加和戚运栋就熟识了。加之戚运栋是中医，也习练些八段锦、太极拳之类的内家功夫，两人就有了共同语言。其时董友加还在“中统”驻沪交通站汪家俊站长麾下效力，就动了发展戚运栋的心思。因为这位戚先生的职业有助于地下交通站开展业务，比如临时安置伤病员、相帮传递情报，以及有时根据特殊需要，为行动特工提供致人昏迷或者干脆要人性命的毒药等，这位戚先生都帮得上忙。

一般来说，只要是被“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看上的发展对象，他们想拒绝也难–软的不行还可以来硬的，诸如抓住发展对象的某个把柄或威胁其家人，总之手段多的是。董友加把这个设想报告汪家俊后，汪认为很好，不过编制有限，只能把戚运栋作为临时工使用，不能向其透露真实身份，也不付报酬，只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之际以朋友名义送去礼物礼金即可。

拉戚运栋入伙，董友加倒是没用上威胁手段。戚运栋对董的拉拢并不抵制，不过也算不上积极。此人似乎没那么强烈的好奇心，老董请他帮忙的事情，他只管埋头去做，向来不问长问短。

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其后，“中统”搞复员，董友加被一脚踢出特务组织，改行做了电车公司的修理工，渐渐跟戚运栋的来往也就少了。

那么，戚运栋是否知晓老董的“中统”特工身份呢?戚运栋说他不知道。稍后“特一组”分析他的口供时，认为这个说法基本可信。旧时的上海滩鱼龙混杂，租界、华界的便衣警探，中

外特务间谍，都混迹于此，而且界限模糊，甚至还有同时为警方和不同情报机构打工的。因此，江湖朋友互相帮忙，很少寻根究底，即使怀疑对方在为某方服务，也不过是脑子里一闪念，犯不着去深究，有时候知道了反而麻烦。

然后就要说到解放后戚运栋和董友加的交往了。戚运栋交代说，他跟老董在上海解放前最后一次见面是1948年12月中旬。那天黄昏时分，“健源堂”正准备打烊，董友加突然登门。戚运栋一看他脸上的神情，感觉似曾相识–抗战期间老董找上门来请他帮忙时，脸上多半就是这副样子。

不过这次董友加并没有安排他做什么事，也没说自己遇到了什么情况，只说想在“健源堂”住上几天，问是否方便。戚运栋自无二话，将其安顿在药店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老董这一住就是六天，每天的作息时间跟药店东伙相同，三餐也是吃相同的伙食，但他并不下楼，而是由戚运栋端到楼上去。这六天他真正是足不出户，到第七天午后，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董友加突然就说要离开。戚运栋还没来得及客气一下挽留两句，他已经拎起随身的褐色牛皮小旅行箱告辞了。

这一去，董友加便再也没了消息。不料昨日午前，董友加不期而至，空着双手，身穿一件浅色细帆布猎装，下身是黑色细灯心绒长裤，头上戴着米黄色礼帽，帽檐压得很低。戚运栋这个人还是比较念旧情的，毕竟是多年的老友，而且一度关系非常密切。正要吩咐学徒去附近饭馆订几样菜肴，被老董一个手势阻止:“兄弟咱不客气我这时辰过来不是蹭饭来的，有个朋友生了点儿小毛病，但她不方便过来，我给你说下病情，请你帮忙开个方子，按方赎药，完事我就走。”

董友加所谓的朋友，自然就是黄晶儿。当然，他没说姓名，即使说了戚运栋也不认识。随即，董友加告知黄晶儿的年龄、性别，以及经常头晕、厌食、乏力等症状。戚运栋没问对方跟董是什么关系，只是问了“是否有喜”、“眼白是否呈现黄色”、“有否呕吐现象”、“睡眠怎样”诸如此类。老董–回答。戚运栋排除了病家怀孕、肝病、肠胃病的可能，认为是体虚所致。又问了体质凉热，遂开了一纸方子，吩咐店员立刻按方配药。

董友加离开时，跟戚运栋握手道别，顺势往他手里塞了一张钞票，还冲他眨了眨眼。这也算是多年前的老规矩了，抗战期间老董托戚运栋办事，经常以这种方式给他一点儿辛苦费。此刻，戚运栋也不以为意。待董友加走远，他摊开手掌一看，却不禁暗吃一惊–这竟是一张五十美元面值的绿色钞票!

五十美元放在如今算不了什么，但在七十多年前，那可是所谓“黄白绿”中的绿，绝对是硬通货，只有在地下黑市才能换得到。新中国成立伊始，银行里还没有兑换美元的业务，也未见公布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比率，对照黑市上黄金、银元的价格，五十美元相当于“健源堂”一个多月的营业额。一副调理体虚的中药哪里值这个价钱?联想到董友加的那个眨眼动作，戚运栋明白对方是请他保密。也就是说，这五十美元不单单是诊金，也是封口费。

这么一想，戚运栋就有点儿慌了。老董这人解放前就神神秘秘，神龙见首不见尾，如今解放了，还是这副样子，他别是跟国民党特务有关系吧?以前自己帮老董做事，从来没问过他的真实身份，再者那些事情也都是举手之劳，无非是借着问诊赎药的机会传递些东西。戚运栋从来不打听传递的具体是些什么，在他想来，董友加是江湖人物，那多半就是些违禁品了。时局混乱的时候，人人都在浑水摸鱼，这些事算不得什么。可如今不一样了，戚运栋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新政权打击敌对分子的力度，他还是知道的–广播、报纸的宣传，街坊邻里的议论，还有时不时举行的公审大会，他想不知道都难。

时代不同了，老董还在玩以前那一套，那不是要连累自己吗?街道上倒是贴了公安局的通告，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检举隐藏的国民党特务，可他却不敢去派出所报告。自己以前给董友加帮了多少忙?万一董友加真的和国民党特务有什么瓜葛，新政权还不老账新账跟自己一起算?即便新政权既往不咎，董友加的同伙能放过自己吗?搞不好再来个灭门什么的……

心乱如麻之际，余慧仙上门“求医”来了。 -出示那纸方子，戚运栋情知不妙。他虽然在抗战期间替“中统”做过事，但没有受过相关训练，于特务间谍这一行完全陌生，无法判断余慧仙的身份。直到派出所上门传唤，才意识到余慧仙是警方派来暗查的。他不谙谍报行业，对新政权“坦白从宽”的政策却是知晓的，于是就来了个主动交代。

余慧仙问:“你开的子里有没有毒药?”戚运栋大吃一惊，立马急赤白脸道:“没有!没有!柜上配好药，我复核过的，十六味药一样不错，绝对没有问题!”

“那病人服了药以后怎么出了问题?”

戚运栋目瞪口呆:“问题……什么问题?”“病人吃了你开的药，好好一个能说会唱的人，变成哑巴啦!”

“这……不会呀?病人是不是另外还吃了什么药，比如西药?”

“这话怎么讲?”

“我行医多年，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中药吃下去之后半天一天就不能说话了，只有西药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信，您二位可以去调查，上海滩有名气的中医有的是，随便找一位问问，他的说法肯定和我一样!不过……”戚运栋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语气有些犹豫，“如果真要往中医上扯，我倒是听说有一种针灸手法，刺中人体上的某个穴位，可以立刻致人失语。但这只是江湖上的传闻，我从没亲眼见过有谁会用……”

陆成山听着眼睛一亮，他是闯过江湖的人，这种说法，他也曾听说过。讯问随即终止，余慧仙打电话向窦登高汇报。

窦登高拍板，让余慧仙请市局方面再派一个女警员协助，立刻对黄晶儿进行全身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果然在黄氏的颈部发现了一处极细微的针刺痕迹!

窦登高随即赶到市局，参加了对黄晶儿的讯问，可黄晶儿表示她已经记不起曾经有人给她扎过针的情节了。又问董友加居住何处，黄晶儿也是摇头。

讯问无果，“马办”的电话倒是追到市局来了，问窦登高侦查工作进展如何。窦登高说:“报告首长，今天干的活儿在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首长这会儿如果有空的话，俺这就快马加鞭过来当面报告。”

窦登高驱车赶到“马办”驻地，将一应情况向马、凌两位领导作了汇报。马重德问:“接下来你们'特一组’有什么想法?”

“我寻思是不是立刻释放戚运栋，让他回他的'健源堂’，依旧坐堂问诊，以他为诱饵，看能不能把董友加引出来。”

马重德与凌副处长对视一眼，凌副处长微微点头。马重德拍板:“行，这就放人!今晚就开始蹲守，'特一组’人手不够，可以从市局便衣队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