溟什么意思（山东：古越人的前世今生（转载））

本篇转载自《青海：古羌人的前世今生》

说起山东，有一首唐诗这般描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的基调雄浑而悲壮，道出北方游牧文明、东南沿海渔猎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文化碰撞，又体现出山东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与东南沿海结合部的重要性。

1949年8月20日山东全境解放，这片拥有15.8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半岛不但获得了新生，而且融入与祖国同发展、同进步、同命运的时代步伐中。那么，作为历史上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曾经生活在山东的古越人，其踪迹何如？其后代何在？

根据考古发掘，大约3到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活在山东这片原来被海水浸泡的岛屿上，当时的山东半岛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茂盛，周围四面环海，生机盎然，鱼类和食草动物成为先民狩猎的主要来源。后来，随着气候环境的恶化，加上早期黄河等河流泥沙不断淤积填平原先岛屿，山东先民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特点，采取了适合自然生存法则的宜农、宜牧、宜渔或农牧渔兼顾、各有侧重的生活方式，但重点还是以渔猎生活为主，他们不断适应曾经岛上残酷而单调的自然环境，顽强不息地生存了下来。

越人是最早生活在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沿海的土著居民，其主要分布地点在今天的山东、河北、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还包括今河南、山西、内蒙古的一部分。秦汉时期越人向南移至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等地。这一时期的越人被称为“百越”。百越民族自称“沽溟”，意为“黄河”，因聚居于黄河下游而得名。其中，“沽”在百越语里指“河流”，“溟”指“黄色”，合起来即是“黄河”。古越人的重点活动区域便在山东、河北一带的黄河下游，这里遍布平原、沼泽，面朝渤海，以水为居，繁衍生息。

山东的原住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今天在山东考古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等人类文化遗址，已被确认为与古越人有着密切关系而得到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由此说明，山东古越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这样提到：“沿海之族见于古籍者，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另外，先秦时期我国古籍对居住在东部沿海的古越人以“东夷”、“东蒙”、“夷越（粤）”、“濮越（粤）”、“夷濮”等称呼，体现出东部越人与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密切关系。

尽管山东是古越人的聚居地，但对多数山东人来说，古越人仍然是一个神秘的话题，存在着许多不解之谜。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公元398-445）所著《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在商、周、秦、汉时期，越人在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分布很普遍。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古羌人，在语言学、民族学上均与古越人以及汉、藏等民族同祖同宗。中国人非常讲究叶落归根，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华文明史上，伏羲、炎帝、蚩尤、烈山氏、共工氏、四岳氏、金田氏、大禹等都是古越（羌）人，以蚩尤为代表的氐濮（氐人与濮人的合称）部落、炎帝为代表的羌越（羌人与越人的合称）部落和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部落，在推动历史发展中，融合组成汉族先民华夏族。

先秦之前，我国历史上是没有民族划分这一概念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众多，对人的来源区别以所在国相称，如秦国人称秦人，魏国人称魏人，齐国人称齐人等，以此类推。公元前206年，起兵于江苏沛县的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史称前汉），成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二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国力强盛，延续400多年，幅员辽阔，史称大汉，因刘邦在推翻秦帝国后曾被封为汉王，地点在今天的陕西省汉中一带，故称国号为汉，居民为汉人，军队为汉兵，因影响深远，其居民后来演变为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众所周知，汉族是中国古代多民族在长期发展融合中形成的，不是单一的纯民族，其中就包括古越人。

再说古越人。越人在渔猎生活中对鱼很崇敬，古语“鱼”、“夷”、“越”三字近音。因为“鱼”是越人养殖和维持生活的主要畜种，越人部落以“鱼”为图腾，兼有“鸟”图腾和“蛇”图腾。最古老的“越”字（即“戉”）就是由一种类似于“钺”（“越”的假借名）的鱼的象形文字转化而来的，越也是“捕鱼人”的意思。清版《说文解字》称“越”为“东夷捕鱼人”。但是，商朝早期的越人与商朝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军事斗争，我国3500年多前的甲骨文已出现了“戉（越）”、“戉（越）方”、“西戉（越）”、“贞令戉（越）来”、“戉（越）来归”的文字记录，如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率领13000人的军队征伐羌人和戉（越）人取得大胜的史实已从甲骨文中得到考证，特别是妇好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将领。由此可证明，至少在商朝时期越人与华夏族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至少在秦朝时期也是如此。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集中50万大军命令任嚣、赵佗等将臣南下广东、广西等地征服百越。途中，他们却遭到了百越支系“西瓯”的进攻，致使秦始皇手下的30万大军命丧广西。之后，秦始皇励精图治，在广西桂林境内开凿一条名为“灵渠”的运河。灵渠，东接长江支流湘江，西接珠江支流漓江（桂江），连接长、珠两江水系，是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利用灵渠之利，秦始皇用不到四年的时间先后征服东南沿海的吴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百越部落。从此，许多百越部落聚居的江浙、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从此纳入秦朝版图。另外，商周以来东部越人在长期的大迁徙中，向我国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出击，尤以向西南气候寒冷地区的发展较为突出，时至今日，我国西南、中南和西北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北、湖南、甘肃、陕西、海南、西藏等省区中，壮族、彝族、傣族、布依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纳西族、侗族、水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仡佬族、白族、土家族、基诺族等三十多个民族和缅甸联邦共和国的缅族、掸族、若开族，泰王国的泰族、老挝的佬族、越南的岱依族、侬族、泰族、占族、卢族，柬埔寨的泰族，印度的阿洪族、阿萨姆族等大部分民族，以及羌族、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独龙族、阿昌族、景颇族、普米族、怒族等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亚语系的越南京族、高棉族，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畲族，南岛语系的台湾原住民、马来人、印尼人，遍布东北的满、蒙、和（日本人）、朝等诸民族，都是我国东部越人的后裔。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的一万京族（越南称越族）同胞，始终不渝地认定山东古越人为他们的祖先，山东是他们的故乡，对山东人特别和蔼可亲。

中国历史上，古越人是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分布很普遍的民族之一，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东海龙王”，其实是父系社会中山东越人与自然斗争的美好演绎，东海龙王是越人的部落首领，她与周武王伐纣会盟的事迹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被写入《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名著，体现了山东古越人与我国周王朝的紧密关系。以“越”为名称的春秋时期的越国，曾迁都至山东琅琊（今临沂）。另外，流传于海岱地区的越人胶鬲，是当时齐国国君在当地沿海发现并俘获的奴隶，是孟子诗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物。胶鬲原以贩卖鱼、盐卫生，后为逃脱齐兵追捕，逃入一山洞，齐兵放火焚烧以为其死，越人发现他还活着，被称为神人，后来受到山东海岱地区越人的拥戴而成为首领，在山东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朝以来，中国出现400多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秦汉时期，山东越人在发展中形成了大大小小十四个部落，人数在十几万至几万人之间不等，人数在万人至几千人的小部落很多，主要居住于如今黄河（沽溟）以南的济南、淄博、莱芜、潍坊、新泰、广饶、无棣、无盐，以及山东半岛的芝罘（今烟台）、不其（今青岛）、即墨、文登、琅琊、诸城、高密等地区，气候宜人的济南地区，是越人活跃的核心地区，如公元前164年，西汉王朝在今章丘区设平陵县，辖地包含了今天的济南、章丘、莱芜等地，说明越人与汉族和谐相处的普遍现象。

公元前4世纪，燕国骠骑将军秦开三次大规模击破东胡，占领今辽宁省西部地区，打通“关东”通道。秦汉时期中央在此设置榆椮（辽东）、昌黎（辽西）、乐浪、真番等郡，纳入秦汉统治版图，开始大量移民，经营辽西走廊。同时，秦开率燕军从辽西地区沿渤海，经青泥洼（今大连），渡渤海海峡进入芝罘（今山东烟台），又过昆嵛山抵达即今济南地区，筑平陵城（济南）驻守。公元前111年，西汉猛将贾复、张敞为进军胶东击败越人起义，中央为安抚越人和管理胶东地区，设立“屏越校尉”一职（与郡相当），管理山东越人事务，主要安置越人的生产生活，民事纠纷，保障经济、军事交通等事务。东汉时期，太傅高密侯邓禹率8万汉军平息胶东越人判乱后，实行屯田，在宜居宜田的平坦地区，大力开垦土地，兴修水利灌溉设施，并从河南、河北等省招募引进先进耕作农具和迁徙农民，率领越汉人民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山东地区后来的农业发展，贡献巨大。这是汉民族首次大规模进入胶东地区并与越人共同生活的记载。

公元四世纪初，来自我国东北一带的鲜卑人进入山东半岛，建立了一个幅员面积高达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鼎盛王朝“北魏”。这一时期，山东越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迫使越人的榆椮部落（即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共同祖先）一部分融入北魏，不愿寄人篱下的榆椮人远走他乡，继续迁徙，其中的榆椮人蒲鲜部落漫无目的地绕过山东，到达了河北、辽宁、内蒙古交界处一个叫濡州（今河北承德）的地方安置下来，当成他们的栖身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他们多么希望永远平静地生活下去，不要让外族再来打扰他们。但是，这里不是世外桃源。公元五世纪，云南高原上的南诏强盛起来，不断向北方渗透发展，于公元5～6世纪参与分裂北魏的战争，鲜卑人没落，其分布在川、滇等地的居民大部分转入南诏势力范围。618年，唐朝建立，经历四百余年分裂与动乱的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的王朝，大唐帝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南诏的发展很强盛，为确保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山东地区的稳定，唐王朝采取了和亲政策。公元883年，王室安化公主从山东出发，经百越之地的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远嫁云南，具有鲜卑人血统的唐太宗李世民为缓和民族矛盾，提出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的华夏各民族一律平等发展的民族政策，民族部落首领归顺唐朝后，可由政府任命为都督或太守等地方长官，负责治理本民族事务，这类似于今天的民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从而增强了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

北魏末年，宇文泰、高欢各挟一帝，分裂成东、西两魏。北魏分裂后，原有的各政权相互牵制平衡机制被打乱，榆椮人顺应历史潮流心向唐朝，公元619年，榆椮族首领蒲鲜青康率领族人归属唐朝，被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为都督，赐予国姓白姓。后来，黄巢农民起义军占领唐朝首都长安，榆椮人帮助唐王朝重新夺回长安，加之受到吐蕃、南诏等政权的不断打击，生存危机堪忧，唐政府只好允许榆椮人迁徙进入东南沿海的福建南部及广东、广西一带，开始男耕女织、相对安逸的农耕生活。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榆椮人继续向东北平原发展。公元1017年，榆椮人杰出的首领蒲鲜万奴（白诚恭）在沈阳一带建立东夏国，领土包含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东北部的秦皇岛、唐山、承德等地区，以及北京和天津、山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公元11世纪，东夏国在京、津、冀等地的领土已被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控制，所剩领土仅盘踞在辽、吉、黑三省的长白山脉腹地地区，这里的面积超过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执政者不断吸收汉文化精华，政权管理完全按照汉族的体制运行，创立了独一无二、与汉字有所不同的“东夏文字”——“榆椮文”，被称为第二汉字，修筑了都城和皇宫，设置教育机构，传授榆椮文，通过改变剃发形式和设计民族服装，以榆椮人为主的东夏国发展到了历史的全盛时期。

西周时期，越人作为“牧誓八国”参与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魏晋时期，越人以同族近亲“羌人”的身份参与五胡乱华；唐宋时期，山东至云南一带的许多被汉化的越人始终处于与匈奴、鲜卑、蒙古、汉，以及近亲南诏、吐蕃等民族冲突交融的境况中，榆椮人不断地融入到以上民族中，公元1233年，榆椮人建立的东夏王国被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家族军队所灭亡，其后裔为躲避杀掠，颠沛流离逃入广西金秀县一带，形成与瑶族不同的茶山瑶族人，居住用石板筑成的“石头房”中，其他榆椮人融入到各民族中。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一带的彝族人数众多，比较集中，是纯正的山东古越人一支，与“东夏”灭亡后的“榆椮人”无关。另外，由于历史上鲜卑、匈奴、契丹、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通过辽东半岛渡海南下迁徙进入山东纵横驰骋，东部越人的流动性很大，有些文献也把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鲜卑人、女真人、契丹人归为越人的一支，认为他们在上古时期源出同族。

值得一提的是，据《史记》等古籍记载，匈奴是我国夏朝时期大禹的族人，与汉族同为一族，公元前1600年夏王朝灭亡后，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的后裔逃到中国北方一带，与汉族分道扬镳，过上游牧生活成为匈奴族。汉代时，匈奴人经过汉武帝的军事打击，一部分败走欧洲融入当地人，一部分在三国期间被曹操迁入河南、山西一带，与汉族杂居，隋唐时期匈奴人已基本消失。如此来看，匈奴是大禹的族人，与汉族同出一源，而大禹出自越人，越人与鲜卑人、女真人、契丹人源远流长，各民族最终走上了民族大融合的结局。

在中国历史上，东南沿海地区情况繁杂，部落众多，各有种姓，很难一一归类。但是越人作为山东半岛最古老的民族，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唐朝初南诏兴起时，随着南诏势力波及广西，遗留在广西的越人被南诏同化，成为我国第一大少数民族——壮族。而山东地区远离南诏地带，保留了“百越”民族最为独特的原生底色。

1939年2月，正是山东南部沂沭河流域的农忙季节，在海岱地区的越人故地山东省泰安县（今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当地农民在“半山崮”上挖渠引水灌溉时，挖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古文化遗址——大汶口。当时出土的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印纹陶罐，时间为距今7300年至6500年之间，包含了早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二里头文化、裴里岗文化、红山文化等多种青铜器文化类型，历史跨度为我国夏朝以前的三皇五帝阶段，大汶口印纹陶的制陶烧制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赢得中国“印纹陶之乡”的美名，引起世界瞩目。其高超技艺毫不逊色于良渚文化，且比良渚文化遗址还早1000～2000年。

令人叫绝的是，远在南方的浙江良渚文化遗址也发现于1939年2月，也是当地农民在打井取水时发现的。历史就是这样巧合——山东大汶口印纹陶和浙江良渚文化古城在同一时间横空出世，难道他们之间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时空沟通吗？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制作大汶口印纹陶的先民到底是哪个先民？没有交待，根据笔者查阅文献资料，结合山东人类发展踪迹和长期积累的历史知识，加之参观位于济南市历下区的枣园古越人遗址及发掘出的印纹陶罐、有肩石斧、有锻石锛等文物，认为大汶口彩陶与枣园遗址时间衔接，两者之间位于泰山附近，距离不远，陶罐制作工艺接近，属于一脉相承的文化，也是先进的山东古越人制作的。因为，从山东大汶口发现的2000多座墓葬、4万多件印纹陶的数量来看，这个印纹陶制作基地人数众多，分工明确，如果没有农耕文明的粮食支承，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从大汶口印纹陶的工艺来看，说明山东古越人与中原文明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我国文献记载的“夏为越后”，禹是我国夏朝奴隶制国家的开创者，大禹治水时带领山东古越人和青、甘、陕地区的西羌人联手迁徙进入中原地区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如果没有彼此之间的文明融合，大汶口印纹陶先民是很难制作出如此高水平的印纹陶工艺品的。所以，单从海岱谷地5000年前的大汶口印纹陶和枣园遗址的文物不难看出，山东古越人具有高度的文明程度，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断发纹身、袒胸露腹、腰裹兽皮、手持木棍、茹毛如血的原始人，而从陶罐上那些精美的绘画符号和亮丽的色彩，足以说明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遥远的山东古越人，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古代先民。历史发展到当代，他们虽然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传承下来的那种在海岛艰苦的环境中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和与日月争辉的不屈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山东古越人遗留下来的生活痕迹无处不在，山东方言的“倒装句”、农村火炕、“海草房”、把子肉等饮食文化都有山东古越人的遗风。另外，山东后李遗址出土的5000年前的米饭，不但是中华第一碗米饭，也是世界第一碗米饭；大家知道，当今的广场舞特别是山东大秧歌已成为时尚，可以说广场舞和大秧歌的故乡在山东，因为1958年出土了一件4000年前的国宝级文物“印纹陶舞唱盆”，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盆内一圈三人一组，分为八组，能歌善舞的人物，是古越人对当时生活状况的最好描摹，那种舞蹈形式，难道不是今天集歌、舞于一身的“大秧歌”的体现吗？特别是山东鲅鱼、鲁西黄牛、寿光鸡等优良渔畜，都是越人在远古时代渔猎生活中驯化而来，这是不争的事实。